那年冬，王猎人上山打猎还债，不意，让一群饿狼围困。经过殊死搏斗，重伤逃回家中，医治无效，一命呜呼。第二年春，贫病交加，女儿也夭折了。

    孤身一人的黄长娇经常以借赴圩为名，到各乡镇、县城，寻找地下党组织，党组织早被破坏，一次次心怀希望而去，空余失望而归。

    不久，她被另一个联保主任抓住，又卖了一回，给人作妻。一年后，又生了一个女孩，并在贫病交加中再次夭折。

    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，国民党掀起了新的**高潮。联保主任脑子一转，又把黄长娇作为共产党员抓了起来，拘在家里“服役”。

    过了一个时期，国共合作的局面依然，刘主任又打主意拿黄长娇卖钱。武阳附近的人，大都知道底细，不易上当。刘立生便到偏远山区特色对象。

    新塘村是武阳乡最偏僻的村庄，有个农户名叫陈殆兴，近50岁年纪，还没闻过女人味，听说有便宜女人，就借了几十块银洋作“保费”，娶黄长娇回家。

    从此，黄长娇隐姓埋名，在大山深处耕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这期间，别说学文化，即是先前识得的字也全部忘光了。在陈殆兴家，她先后生养了三个女儿，因生活困难，二女儿抱给别人作童养媳。

    六、当了副县长，学会了跳舞，仍保持红色本质不变山太高太深，隔断了天，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。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，因其改名为王水秀，找了一年多，才把她从深山里找到。党组织认为，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，也有人认为：她嫁给穷人是可以，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，也是一种妥协。属于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情调。

    革命成功，唤醒了她对“红色小知”的久远梦想。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。

    1951年，她被派往北京，在中央党校学习年。学习毕业，分配工作。本可留在北京，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和望眼欲穿的个孩子，她又志愿回到瑞金。

    毕业于中央党校，可算圆了“红色小知识分子”的梦。从北京，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，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――半支口红，半瓶香水。爱美，这是女性本能，这本能（口红、香水）却给她带来祸事。

    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，主管文教卫生工作。那一阵，赣州有外援项目，县里也接待外宾，就传染了跳舞的“毛病”。当时，在内地，跳舞算奢侈的活动。

    可是，国际形象十分重要，上级要求，不但要把舞跳好，还要尽量注意仪表。黄长娇身材高挑，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。她就涂了口红，搽了香水。

    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，许多人经过她身边，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。渐渐地，有人私下议论，说她跳舞，还打扮，是典型的“红色小资”。

    “红色小资”即红色的小资产阶级。流言蜚语传到黄长娇耳朵里，她警惕起来，知道“红色小资”搞不好会变成“白色小资”，所以首先要保持红色本质不变。为此，黄长娇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，留下了两个故事：

    她40来岁，当了副县长，仍把长她0多岁，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，从大山里接出来，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。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，长年劳作，背已有点弯曲，沟沟坎坎的皱纹，布满黝黑的老脸。二人坐行在一起，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，闹出不少笑话、传说。对此，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，认为：革命者，就是能够委屈自己。人生在世，吃苦头不是坏事，吃亏或许是好事。

    黄长娇还有个弟弟，在赣县老家种田，生活很苦，多次到瑞金探亲。黄长娇当县官，要为其安排个工作，并不是难事。但她姐弟双方都没有那样做，其弟，至今仍在赣县老家种田，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。非但是弟弟，黄长娇连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，也没有安排工作，到她离休后，一个女儿才自己报名进了县水泥厂，当了大集体编制的工人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