繁体
第十章 山雨欲来 （下）
把昨日欠的一章奉上，书友们哦，推荐票少得可怜，多点点，小得也高兴啊！！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自己当初也只是卖弄下文采，谁知道就被高宗知晓，招他入朝，连番考校下赏赐了这个物件，真的还别说，有匾没匾的差距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，以前每多开家妓院，光是官府办个文书，不但要拿银两开路，那腿可真是要跑断，有了这匾后，就不用在跑了，临安府中的衙役办得妥妥当当，笑脸送上府来。
难道真如夜来香想得一样，功名就有那么大的魅力？不可否认，宋朝以文人为尊的基点上就如同金字塔一样，每隔几年，所有用功苦读的士子儒生都会汇聚京城参加会考，来争夺那顶端寥寥无几的状元进士，战况何等激烈可想而知，就说这宋朝开朝的科举制度。
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，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，建国当年(960)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，录取了十九人。为什么要录取十九人呢？唐、五代以来，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，而且宁缺毋滥。宋朝的首科，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，所以挑来挑去，选了十九名佼佼者。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，只录取了十一人。此后数年，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，最少的乾德四年(966)仅录取了六个人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，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？为了笼络士子，开宝三年(970)，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，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，统计一下，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。礼部经过仔细核查，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。赵匡胤大笔一挥：这些人实在不易，得了，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。在宋朝，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做“恩科进士”，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。赵匡胤这次“恩科”玩儿得大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，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。此后的“恩科”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，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。
说完“恩科”这个特殊现象，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。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，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。
“常科”就是常设之科，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，国家规定大纲、内容、时间和具体程式。除进士科之外，还有诸科，包括九经、五经、开元礼、三史、三礼、三传、明经、明法、明字等科。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，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，次年开春，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。所谓“九经”，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，“五经”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，“开元礼”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，也可以看成是实用“礼学”的专科考试，“三史”指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，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，“三礼”指十三经当中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，“三传”指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榖梁传》，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，“明经”指全部经书的统考，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，“明法”是法学考试，“明字”是字学考试。
关于“进士”和“明经”，则需要多说几句。从唐代以来，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，两大科中，又以进士科为最。原因很简单：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，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，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，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。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，即使考中，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，很难掌握到权力。
“制科”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，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，唐代已经非常普遍，到宋朝，逐渐形成了一些“常科”性质的制科，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。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经学优深可为师法、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；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博通坟典明于教化、才识兼茂明于体用、详明吏理可使从政、识洞韬略运筹帷幄、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，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。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，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，不论是在任官员，还是山野小民，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。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。北宋名臣富弼，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，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，需要回避，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；再如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嘉祐二年(1057)已经中了进士，还不甘心，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(1061)的制科考试，入第三等。据宋人郎晔考证，苏轼应的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，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——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，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：“当年应制科考试，成绩甚优，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‘直言极谏’了。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，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。”
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。以进士考为例，需要“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论语》十帖，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”。这其中以诗、赋、论三项为最重。所谓“帖”，全称为“帖经”，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；所谓“墨义”，即笔答经义，规定为十条。默写经书为什么叫“帖”呢，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、后句子裁去，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，让举子们把前、后补齐。除“帖经”、“墨义”外，还有回答“时务策”三条。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，不很重要，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，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，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，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。因为考题量大，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，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，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。
大才每每想到这些，就感到头疼，且不说繁杂的各种学问，就单单那些记忆量庞大的古时文法，就是他所不能擅长的，虽然这些年不时也在苦学，加上前世的记忆和这世学习的东西，理论上说，现在夹个背囊去开考，怎么说也能高中，但问题就是，他真得很厌烦这种一步一个台阶的生活，这些年的舒服日子让他很是开心，也就慢慢地淡忘了这些事情，可今日张九说出那些话，顿时让他心中就惶惶起来。
他不想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因为生活太美好了，而随着年龄慢慢地增大，时常独自一人时，也是考虑过是否做一翻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出来，可这种纨绔的生活从小就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的骨髓里，从中解脱不出，功名！！功名！！哎~~
小京子和张九从没见过每日都开开心心的少爷皱着眉头的表情，还以为自己刚刚说错了话，惧怕都小心问道：“爷，是小的说错了吗？您不要生气啊。”
大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，笑笑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明日愁苦来，哈哈，没有，本少爷从来就不会生气，只是小九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让我想起一些事情，既然本少爷的功名是虚的，那就让他去虚吧，好歹算个名。”
张九看到少爷又笑了，开心道：“那是，御赐的金匾呢，谁家有？少爷那是才华顶天的大才子，懒的去跟那些学生们挤热闹，随便考考，就能中个状元的。”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自己当初也只是卖弄下文采，谁知道就被高宗知晓，招他入朝，连番考校下赏赐了这个物件，真的还别说，有匾没匾的差距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，以前每多开家妓院，光是官府办个文书，不但要拿银两开路，那腿可真是要跑断，有了这匾后，就不用在跑了，临安府中的衙役办得妥妥当当，笑脸送上府来。
难道真如夜来香想得一样，功名就有那么大的魅力？不可否认，宋朝以文人为尊的基点上就如同金字塔一样，每隔几年，所有用功苦读的士子儒生都会汇聚京城参加会考，来争夺那顶端寥寥无几的状元进士，战况何等激烈可想而知，就说这宋朝开朝的科举制度。
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，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，建国当年(960)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，录取了十九人。为什么要录取十九人呢？唐、五代以来，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，而且宁缺毋滥。宋朝的首科，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，所以挑来挑去，选了十九名佼佼者。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，只录取了十一人。此后数年，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，最少的乾德四年(966)仅录取了六个人，可谓凤毛麟角。
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，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？为了笼络士子，开宝三年(970)，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，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，统计一下，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。礼部经过仔细核查，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。赵匡胤大笔一挥：这些人实在不易，得了，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。在宋朝，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，叫做“恩科进士”，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。赵匡胤这次“恩科”玩儿得大了些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，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。此后的“恩科”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，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。
说完“恩科”这个特殊现象，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。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，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。
“常科”就是常设之科，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，国家规定大纲、内容、时间和具体程式。除进士科之外，还有诸科，包括九经、五经、开元礼、三史、三礼、三传、明经、明法、明字等科。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，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，次年开春，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。所谓“九经”，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，“五经”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，“开元礼”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，也可以看成是实用“礼学”的专科考试，“三史”指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，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，“三礼”指十三经当中的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，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，“三传”指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榖梁传》，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，“明经”指全部经书的统考，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，“明法”是法学考试，“明字”是字学考试。
关于“进士”和“明经”，则需要多说几句。从唐代以来，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，两大科中，又以进士科为最。原因很简单：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，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，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，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。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，即使考中，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，很难掌握到权力。
“制科”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，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，唐代已经非常普遍，到宋朝，逐渐形成了一些“常科”性质的制科，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。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经学优深可为师法、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；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、博通坟典明于教化、才识兼茂明于体用、详明吏理可使从政、识洞韬略运筹帷幄、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，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。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，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，不论是在任官员，还是山野小民，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。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。北宋名臣富弼，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，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，需要回避，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；再如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嘉祐二年(1057)已经中了进士，还不甘心，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(1061)的制科考试，入第三等。据宋人郎晔考证，苏轼应的是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，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——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，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：“当年应制科考试，成绩甚优，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‘直言极谏’了。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，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。”
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。以进士考为例，需要“试诗、赋、论各一首，策五道，帖《论语》十帖，对《春秋》或《礼记》墨义十条”。这其中以诗、赋、论三项为最重。所谓“帖”，全称为“帖经”，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；所谓“墨义”，即笔答经义，规定为十条。默写经书为什么叫“帖”呢，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、后句子裁去，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，让举子们把前、后补齐。除“帖经”、“墨义”外，还有回答“时务策”三条。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，不很重要，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，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，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，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。因为考题量大，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，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，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。
大才每每想到这些，就感到头疼，且不说繁杂的各种学问，就单单那些记忆量庞大的古时文法，就是他所不能擅长的，虽然这些年不时也在苦学，加上前世的记忆和这世学习的东西，理论上说，现在夹个背囊去开考，怎么说也能高中，但问题就是，他真得很厌烦这种一步一个台阶的生活，这些年的舒服日子让他很是开心，也就慢慢地淡忘了这些事情，可今日张九说出那些话，顿时让他心中就惶惶起来。
他不想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因为生活太美好了，而随着年龄慢慢地增大，时常独自一人时，也是考虑过是否做一翻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出来，可这种纨绔的生活从小就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他的骨髓里，从中解脱不出，功名！！功名！！哎~~
小京子和张九从没见过每日都开开心心的少爷皱着眉头的表情，还以为自己刚刚说错了话，惧怕都小心问道：“爷，是小的说错了吗？您不要生气啊。”
大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，笑笑道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明日愁苦来，哈哈，没有，本少爷从来就不会生气，只是小九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让我想起一些事情，既然本少爷的功名是虚的，那就让他去虚吧，好歹算个名。”
张九看到少爷又笑了，开心道：“那是，御赐的金匾呢，谁家有？少爷那是才华顶天的大才子，懒的去跟那些学生们挤热闹，随便考考，就能中个状元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