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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章：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造出来
北京长安街，它的西端有一处曾叫做新北京的地方，几乎所有中国的军事机关都集中在这里。人们很难想象，最初这里是一片坟地、荒郊。
在一个清代公主葬地的南面，矗立着一座黄颜色的建筑物，高高的水泥立柱，翘起的斗拱飞檐，大屋顶，高台阶，好似一座殿堂。北京人戏称它为龙王庙。这里是中国海军司令部所在地，在古老的传说里，龙王是管辖海洋的，这称呼寄寓着人民期待海宴河清的愿望。
1958年6月，毛泽东的声音在这里激荡，如洪波涌起，大潮澎湃。
6月1日，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：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，必须大搞造船工业，大力造船，建立“海上铁路”，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。
6月日下午，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向海军将领们传达毛泽东振奋人心的讲话。
苏振华说：“昨天下午到主席那里谈了一个下午，各小组长都去了。主席谈得很随便，是畅谈。各个小组谈情况，他随时插上一段。归纳起来，他讲了三个问题：一是建军方针、战略方针；二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影响；三是领导方法。我们谈情况多了，主席就讲得少了。我们很后悔占去了太多的时间。”
将军们无不联想到战争年代直接同毛泽东的接触，听他当面指挥作战、部署工作，知道毛泽东的畅谈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有感而发的，极有针对性。当苏振华讲到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的讲话时，每个人越发聚精会神了。
苏振华有极好的记忆力，平时说话略有一点口吃，但说起重要事情，讲开了的时候，却十分顺畅，毫不阻塞、停顿。昨夜，他精心整理了当时的记录，他希望把毛泽东的话，原原本本传达给同志们。
苏振华说：“主席带着商量口气讲：去年纪念建军0周年，中央发了个通知，其中讲十大军事原则过去、现在和将来都完全适用。将来有了洲际导弹、原子弹、氢弹，是不是还完全适用啊？十大军事原则总的精神是保存自己，消灭敌人，以劣胜优，以弱胜强。过去，我们依据这个原则，打了胜仗。再过五年、七年，我们自己有了原子弹、导弹，是不是还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，先打分散的后打集中的？你们看看，恐怕不灵了吧。我看会要先打集中的。”
苏振华停了停，说道：“我理解主席的意思，是军事科学要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，并无否定十大军事原则之意。”
将军们纷纷议论，同意苏振华的理解。
苏振华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，将军们都十分兴奋，发出议论。
苏振华等大家议论平息下来，郑重说：“主席特别强调说：军队，特别是海军、空军，现在要赶快抓技术、抓设计、抓科学技研究。现在不搞，将来就来不及，赶不上了。”苏振华停顿了一下，向大家说：“主席在催促我们，我们海军怎么办？”
毛泽东的话，使在座的海军同志热血沸腾，再也坐不住了。早在1956年1月5日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发出号召：
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，要在几十年内，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，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。
国家发布了《1956~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，海军也相应制订了《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》，提出立足国内造船，提高舰艇技术性能，研制新型动力装置和其他新课题。1958年4月，又组建了造船、航海、水声、水中兵器、工程五个科学技术研究所，瞄准世界各国海军新技术的发展，着手追赶。
1959年，苏振华和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汇报了在苏联谈判的情况，毛泽东愤然说：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。”这是中国人的自信，中国人的气魄！
毛泽东指示：“自力更生，大力协作，办好这件事。”召唤、激励人们奋发图强，积极投入研制核潜艇工程，实现人民近百年的愿望，重振海洋强国雄风。
古代中国，是举世公认的海洋强国。
“见窾木浮而知为舟”“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”，古代中国人同古腓尼斯人、埃及人一样早的利用舟楫“以利不通”。
早在春秋时，吴、楚等国就建立了“舟师”。秦汉时，农业、医药、天文、历算等科学技术进步，促成了中国造船的第一个高峰。汉武帝时，有了在“海上丝瓷之路”上航行的千人巨舶。中国人最早使用帆，而且懂得利用多帆，充分发挥风力作用。三国时的《南洲异物志》载：“其四帆不正向前，皆使邪移，相聚以取风吹……故行不避迅风激波，所以能疾。”中国人最早使用橹和舵，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技术进步。“一橹三桨”，橹的摇动，不间歇地产生推动力，比桨更具优越性。舵的使用，使得巨舶能够顺利航行。祖冲之曾经造“千里船”，可“日行百余里”。特别有意义的是东晋《拾遗记》中设想一种“沉行海底，而水不浸”的“沧波舟”。这可能是人类最早提出的水下潜航的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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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盛世的唐、五代、宋，中国海船著称于世。公元851年，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他的《印度—中国游记》里写道：“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巨大，抗风浪的能力强，能够在波斯海里畅行无阻。”唐代建造了“车轮舟”，“挟二轮蹈之，翔风鼓浪，疾若挂帆席”。这是机械推动船舶的第―步。宋代，指南针普遍用于导航，公元1119年，北宋《萍舟可谈》记载：“舟师识地理，夜则观星，昼则观日，阴晦则观指南针。”这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。
元、明两代，中国造船业达到极盛时期。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派900艘战船、4万人和500艘船、10万人东征日本，可见水师的强大。明代举世无双的郑和宝船舰队，扬威海上，结好亚洲、非洲。明正德七年（151），明朝水师使用“水老鸦”作战，“藏药及火于炮，水中发之……以喙钻船，而机发之，以自运转，转透船可沉”。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鱼雷了。这时还出现了“火龙出水”多级火箭，能在水面飞行二三里，攻击敌舰。
古代中国，有过建造战船的辉煌时期，只是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、腐败，外国帝国主义入侵，中国落后了，今天，要迎头赶上。我们一定要建造中国的核潜艇。
世界各国都把制造核潜艇的技术，作为最高机密，严加保守，尤其对中国实行封锁，增加了我们研制核潜艇的困难。自从德国人奥托.哈恩、弗里茨.斯特拉斯曼在199年成功地分裂了铀原子核后，美国海军科学家认为有可能把核动力用于舰艇。1946年8月，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进行研究。1948年，任命海军四星上将里科弗为海军研究部核动力处处长，开始了发展核动力装置的工作，他们走到这一步几乎用了10年时间。又用6年时间，到1954年1月，才有“舡鱼”号核潜艇下水，1月启堆进行系泊试验，1955年1月开始航行试验，耗资10亿美元以上。以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，犹如此费力、费时，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中国人民知难而上。
1959年夏天，大连。海军党委六次全会的同志聚集在这里，重温毛泽东的指示，研究海军装备建设方针。特意约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、钱令希等到会讲授导弹、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，分析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出现后海上作战前景。
会后，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说：导弹武器和原子动力在世界海军技术装备上引起重大变化，海军建设有必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有必要对空、潜、快为主建设海上轻型兵力的方针加以补充和发展，今后10年以发展原子动力和导弹武器为主与改进常现武器相结合，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。
海军遵从毛泽东划定的航线继续前进。
核潜艇建造，困难重重。
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。笔者曾经采访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，甚至偶然发现了一个从境外带回的核潜艇玩具，也当作宝贝，反复揣摩、研究，想从中得到一丝信息、一点启发。”
正是毛泽东关于不要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的指示，鼓励黄旭华和同志们走自己的路：攻克了五道难题，创造了先进的水滴型艇型等“五朵金花”，完成核潜艇总体设计。
1959年6月，苏联单方面废除了1957年开始生效的中苏关于原子弹合作的协议，但这也阻挡不了中国人的脚步。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《最后的遗言》中写道：
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。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，随时可以送往中国……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，决定该怎么办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，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，撕毁条约，等等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，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，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，他们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，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。最后，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。
赫鲁晓夫在这里虽有不少歪曲，但承认了他把中共、苏共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方面，而且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议以施加压力的事实。
1959年9月0日，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。他正得意于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“戴维营精神”，对中国的事情，横加指责，出言不逊，引起了陈毅等人激烈驳斥。第二天，10月1日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赫鲁晓夫突然向毛泽东冷冷地说：“关于这个生产原子弹，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撤回去？”
撤走专家、废除技术援助协议，本是意料中事，而赫鲁晓夫竟选择这样的场合和时机提了出来，令人愤慨！毛泽东却平静地、冷冷地回答说：“我们需要是需要，不过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。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，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。我们可以自己试试，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。”
1960年，苏联全部撤走在中国的专家，带走重要设备、材料和关键资料。海军无法按中苏1959年月4日达成的协定生产计划中的舰艇，不得不集中国内技术力量，优先解决这项生产中的技术难点。
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，仍然在前进。北京原子动力所在1960年6月，由彭士禄主持，提出了《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（草案）》。
彭士禄，澎湃烈士的儿子，新中国第一代原子能科学家。
按照毛泽东抓紧科研、设计工作的指示，海军在1961年组建舰艇研究院，调派得力干部刘华清、于笑虹和戴润生担任领导，把分散的科研力量，攥成拳头，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，为自行研制新型舰艇打下基础。但是，196年巨大的天灾，加上工作失误以及赫鲁晓夫的压力，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，核潜艇研制也不得不下马。人们是多么不情愿啊！
海军党委于7月0日向聂荣臻报告，请求适当保留必要的骨干，不中断对一些技术复杂、周期长的项目的研究，为将来重新上马创造条件。
中国的元帅们对此极为关切。
聂荣臻接到报告后，反复考虑了0多天，终于在8月1日批示：拟同意。请瑞卿同志审阅后报军委常委并报中央。
10月间，罗荣桓、贺龙元帅圈阅，同意聂荣臻的意见。
刘伯承元帅批示：素无研究，只觉得集中力量先解决关键问题，如解决核爆炸之类是对的，但为保留核动力研究成果深钻，似应保留少而精的骨干以发展成果。
叶剑英元帅批示：请考虑，既然先要核爆炸过关以后，何不先集中力量搞核爆炸？
徐向前元帅批示：如不妨碍集中力量搞一般的情况下，还要保留一部分人力继续研究一些必要的项目，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长时间的问题，不然将来一旦需要，再搞就来不及了。
在一个清代公主葬地的南面，矗立着一座黄颜色的建筑物，高高的水泥立柱，翘起的斗拱飞檐，大屋顶，高台阶，好似一座殿堂。北京人戏称它为龙王庙。这里是中国海军司令部所在地，在古老的传说里，龙王是管辖海洋的，这称呼寄寓着人民期待海宴河清的愿望。
1958年6月，毛泽东的声音在这里激荡，如洪波涌起，大潮澎湃。
6月1日，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：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，必须大搞造船工业，大力造船，建立“海上铁路”，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。
6月日下午，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向海军将领们传达毛泽东振奋人心的讲话。
苏振华说：“昨天下午到主席那里谈了一个下午，各小组长都去了。主席谈得很随便，是畅谈。各个小组谈情况，他随时插上一段。归纳起来，他讲了三个问题：一是建军方针、战略方针；二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影响；三是领导方法。我们谈情况多了，主席就讲得少了。我们很后悔占去了太多的时间。”
将军们无不联想到战争年代直接同毛泽东的接触，听他当面指挥作战、部署工作，知道毛泽东的畅谈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有感而发的，极有针对性。当苏振华讲到毛泽东关于海军建设的讲话时，每个人越发聚精会神了。
苏振华有极好的记忆力，平时说话略有一点口吃，但说起重要事情，讲开了的时候，却十分顺畅，毫不阻塞、停顿。昨夜，他精心整理了当时的记录，他希望把毛泽东的话，原原本本传达给同志们。
苏振华说：“主席带着商量口气讲：去年纪念建军0周年，中央发了个通知，其中讲十大军事原则过去、现在和将来都完全适用。将来有了洲际导弹、原子弹、氢弹，是不是还完全适用啊？十大军事原则总的精神是保存自己，消灭敌人，以劣胜优，以弱胜强。过去，我们依据这个原则，打了胜仗。再过五年、七年，我们自己有了原子弹、导弹，是不是还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，先打分散的后打集中的？你们看看，恐怕不灵了吧。我看会要先打集中的。”
苏振华停了停，说道：“我理解主席的意思，是军事科学要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，并无否定十大军事原则之意。”
将军们纷纷议论，同意苏振华的理解。
苏振华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，将军们都十分兴奋，发出议论。
苏振华等大家议论平息下来，郑重说：“主席特别强调说：军队，特别是海军、空军，现在要赶快抓技术、抓设计、抓科学技研究。现在不搞，将来就来不及，赶不上了。”苏振华停顿了一下，向大家说：“主席在催促我们，我们海军怎么办？”
毛泽东的话，使在座的海军同志热血沸腾，再也坐不住了。早在1956年1月5日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发出号召：
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，要在几十年内，努力改变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，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。
国家发布了《1956~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，海军也相应制订了《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》，提出立足国内造船，提高舰艇技术性能，研制新型动力装置和其他新课题。1958年4月，又组建了造船、航海、水声、水中兵器、工程五个科学技术研究所，瞄准世界各国海军新技术的发展，着手追赶。
1959年，苏振华和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汇报了在苏联谈判的情况，毛泽东愤然说：“核潜艇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。”这是中国人的自信，中国人的气魄！
毛泽东指示：“自力更生，大力协作，办好这件事。”召唤、激励人们奋发图强，积极投入研制核潜艇工程，实现人民近百年的愿望，重振海洋强国雄风。
古代中国，是举世公认的海洋强国。
“见窾木浮而知为舟”“刳木为舟，剡木为楫”，古代中国人同古腓尼斯人、埃及人一样早的利用舟楫“以利不通”。
早在春秋时，吴、楚等国就建立了“舟师”。秦汉时，农业、医药、天文、历算等科学技术进步，促成了中国造船的第一个高峰。汉武帝时，有了在“海上丝瓷之路”上航行的千人巨舶。中国人最早使用帆，而且懂得利用多帆，充分发挥风力作用。三国时的《南洲异物志》载：“其四帆不正向前，皆使邪移，相聚以取风吹……故行不避迅风激波，所以能疾。”中国人最早使用橹和舵，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技术进步。“一橹三桨”，橹的摇动，不间歇地产生推动力，比桨更具优越性。舵的使用，使得巨舶能够顺利航行。祖冲之曾经造“千里船”，可“日行百余里”。特别有意义的是东晋《拾遗记》中设想一种“沉行海底，而水不浸”的“沧波舟”。这可能是人类最早提出的水下潜航的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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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建盛世的唐、五代、宋，中国海船著称于世。公元851年，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他的《印度—中国游记》里写道：“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巨大，抗风浪的能力强，能够在波斯海里畅行无阻。”唐代建造了“车轮舟”，“挟二轮蹈之，翔风鼓浪，疾若挂帆席”。这是机械推动船舶的第―步。宋代，指南针普遍用于导航，公元1119年，北宋《萍舟可谈》记载：“舟师识地理，夜则观星，昼则观日，阴晦则观指南针。”这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。
元、明两代，中国造船业达到极盛时期。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派900艘战船、4万人和500艘船、10万人东征日本，可见水师的强大。明代举世无双的郑和宝船舰队，扬威海上，结好亚洲、非洲。明正德七年（151），明朝水师使用“水老鸦”作战，“藏药及火于炮，水中发之……以喙钻船，而机发之，以自运转，转透船可沉”。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鱼雷了。这时还出现了“火龙出水”多级火箭，能在水面飞行二三里，攻击敌舰。
古代中国，有过建造战船的辉煌时期，只是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、腐败，外国帝国主义入侵，中国落后了，今天，要迎头赶上。我们一定要建造中国的核潜艇。
世界各国都把制造核潜艇的技术，作为最高机密，严加保守，尤其对中国实行封锁，增加了我们研制核潜艇的困难。自从德国人奥托.哈恩、弗里茨.斯特拉斯曼在199年成功地分裂了铀原子核后，美国海军科学家认为有可能把核动力用于舰艇。1946年8月，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进行研究。1948年，任命海军四星上将里科弗为海军研究部核动力处处长，开始了发展核动力装置的工作，他们走到这一步几乎用了10年时间。又用6年时间，到1954年1月，才有“舡鱼”号核潜艇下水，1月启堆进行系泊试验，1955年1月开始航行试验，耗资10亿美元以上。以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，犹如此费力、费时，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中国人民知难而上。
1959年夏天，大连。海军党委六次全会的同志聚集在这里，重温毛泽东的指示，研究海军装备建设方针。特意约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、钱令希等到会讲授导弹、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，分析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出现后海上作战前景。
会后，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说：导弹武器和原子动力在世界海军技术装备上引起重大变化，海军建设有必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有必要对空、潜、快为主建设海上轻型兵力的方针加以补充和发展，今后10年以发展原子动力和导弹武器为主与改进常现武器相结合，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。
海军遵从毛泽东划定的航线继续前进。
核潜艇建造，困难重重。
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。笔者曾经采访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，他感慨地说：“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，甚至偶然发现了一个从境外带回的核潜艇玩具，也当作宝贝，反复揣摩、研究，想从中得到一丝信息、一点启发。”
正是毛泽东关于不要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的指示，鼓励黄旭华和同志们走自己的路：攻克了五道难题，创造了先进的水滴型艇型等“五朵金花”，完成核潜艇总体设计。
1959年6月，苏联单方面废除了1957年开始生效的中苏关于原子弹合作的协议，但这也阻挡不了中国人的脚步。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《最后的遗言》中写道：
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。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，随时可以送往中国……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，决定该怎么办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，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，撕毁条约，等等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，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，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，他们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，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。最后，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。
赫鲁晓夫在这里虽有不少歪曲，但承认了他把中共、苏共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个国家的关系方面，而且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议以施加压力的事实。
1959年9月0日，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。他正得意于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“戴维营精神”，对中国的事情，横加指责，出言不逊，引起了陈毅等人激烈驳斥。第二天，10月1日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赫鲁晓夫突然向毛泽东冷冷地说：“关于这个生产原子弹，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撤回去？”
撤走专家、废除技术援助协议，本是意料中事，而赫鲁晓夫竟选择这样的场合和时机提了出来，令人愤慨！毛泽东却平静地、冷冷地回答说：“我们需要是需要，不过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。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，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。我们可以自己试试，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。”
1960年，苏联全部撤走在中国的专家，带走重要设备、材料和关键资料。海军无法按中苏1959年月4日达成的协定生产计划中的舰艇，不得不集中国内技术力量，优先解决这项生产中的技术难点。
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，仍然在前进。北京原子动力所在1960年6月，由彭士禄主持，提出了《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（草案）》。
彭士禄，澎湃烈士的儿子，新中国第一代原子能科学家。
按照毛泽东抓紧科研、设计工作的指示，海军在1961年组建舰艇研究院，调派得力干部刘华清、于笑虹和戴润生担任领导，把分散的科研力量，攥成拳头，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，为自行研制新型舰艇打下基础。但是，196年巨大的天灾，加上工作失误以及赫鲁晓夫的压力，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，核潜艇研制也不得不下马。人们是多么不情愿啊！
海军党委于7月0日向聂荣臻报告，请求适当保留必要的骨干，不中断对一些技术复杂、周期长的项目的研究，为将来重新上马创造条件。
中国的元帅们对此极为关切。
聂荣臻接到报告后，反复考虑了0多天，终于在8月1日批示：拟同意。请瑞卿同志审阅后报军委常委并报中央。
10月间，罗荣桓、贺龙元帅圈阅，同意聂荣臻的意见。
刘伯承元帅批示：素无研究，只觉得集中力量先解决关键问题，如解决核爆炸之类是对的，但为保留核动力研究成果深钻，似应保留少而精的骨干以发展成果。
叶剑英元帅批示：请考虑，既然先要核爆炸过关以后，何不先集中力量搞核爆炸？
徐向前元帅批示：如不妨碍集中力量搞一般的情况下，还要保留一部分人力继续研究一些必要的项目，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长时间的问题，不然将来一旦需要，再搞就来不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