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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永徽之治继遗风

    李承乾兵变失败后,太子的位置也就空缺下来了,太宗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立为太子。在考虑立谁为太子的过程中,太宗曾经考虑过多个人选,那么最后太子之位到底花落谁家呢?不着急,我想先从太宗几个比较出色的儿子说起。

    魏王李泰是长孙皇后为唐太宗所生的第二个儿子,小字青雀。史书上记载他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,是为“宠冠诸王”。根据惯例,皇子成年就得到封地去,不能长久留在京城,但由于太宗偏爱他,特许“不之官”。李泰才华横溢,聪敏绝伦,喜好文学,集书万卷,是当时的书法家、书画鉴赏家。唐太宗允许李泰在府邸设置文学馆,允许他自行招揽文学之士。贞观十二年,李泰在府里开始主编《括地志》,耗费三年时间而成。因唐太宗的种种溺爱,李泰对皇位渐渐有了想法。太子李承乾谋反失败后,李泰为了尽快得到皇位的继承权,对父亲表示自己愿意百年之后杀子传弟,这反而加重了太宗心里的担忧,并没有马上选择立他为太子。这时候狱中的李承乾举报李泰也参与了谋反之事,唐太宗得知后,将李泰幽禁在将作监。唐太宗为了达到让李承乾、李泰、李治三个儿子共存的目的,只好采取隔离政策,改封魏王李泰为顺阳王,徙居郧乡县。李泰自此告别了权力中心,从太子的候选名单中划去。

    李治是嫡三子,先是被唐太宗封为晋王,后又授予并州都督之职。根据《旧唐书?地理志》的记载,并州即太原府,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。从前面我们知道,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,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。在唐朝时期,太原贵为北都,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的地位都十分重要。可见唐太宗对这个幼子宠爱之心丝毫不亚于他的两个哥哥。当然,李治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爱,他从小就聪敏过人。据说李治刚会走路的时候就能抓着笔写下一个“敕”字,想来是唐太宗批阅奏折时经常抱着他,久而久之,才会依葫芦画瓢地将之写出来。史书记载李治和睦亲友,尊敬兄长,有一次唐太宗考察他对《孝经》的理解,李治更是对答如流,唐太宗闻言后十分高兴。

    吴王李恪的母亲杨氏为隋炀帝之女,在他身上流着隋唐两大皇族的血。像李恪这样身兼两个大一统国家的皇族,即便在整个中华历史中,也并不多见。史书记载李恪英武骁勇,胆略过人,同样深得太宗喜爱。在李承乾和李泰相继贬谪后,唐太宗甚至想过不立嫡子李治而立庶子李恪为太子。有一次,太宗对长孙无忌说:“你劝我立稚奴(李治小名)为太子,但是我觉得雉奴过于软弱,将来可能守不住大唐江山。吴王李恪英武果敢很像我,我想立他为太子,你认为怎么样?”长孙无忌听到太宗这么说,坚决反对他的想法。太宗又说:“你难道是因为吴王不是你的外甥,所以才反对的吗?”长孙无忌回答道:“太子仁慈厚道,是可以守成的君主,且自古以来都是立嫡不立庶,恳请陛下深思。”太宗认为长孙无忌说的也有道理,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其实唐太宗有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,可能只是一时兴起,因为唐太宗与吴王李恪之间并不亲密。贞观七年太宗就把李恪派去封地了,后来仅仅因为一点点过错就被接连被削减封户以及两次被罢去官职,这待遇与被太宗亲自抚养长大的李治相比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    李承乾被废,李泰夺嫡被贬,李宽、李祐已死,李愔、李恽又品行败坏难堪大任,最佳的太子人选就只剩下晋王李治了。在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勣等大臣的建议下,太宗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。太宗之所以立李治为太子,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。太宗心里明白“泰立,承乾、晋王皆不存;晋王立,泰共承乾可无恙也”,他选择立年幼却性格温和的李治为太子,目的就是要能够同时保住李承乾、李泰和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。贞观二十三年,唐太宗李世民驾崩,一代英主与世长辞,太子李治即皇帝位,是为唐高宗。李治即位第二年,改年号为永徽,公元650年即为永徽元年。登基后的唐高宗励精图治,锐意改革,创造了颇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。

    贞观晚期的辽东战役使社会状况出现危机,小规模农民起义时有发生,阶级矛盾逐渐尖锐。李治刚登基即下令:“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”,用以缓和社会矛盾,使百姓得以安养生息。除此之外,李治还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,勤勉执政,并重用李勣、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太宗旧臣。同他父亲一样,李治有知人之明,他身边诸多贤臣如杜正伦、薛元超、韦思谦、戴至、张文瓘、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,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,杜正伦在太宗时期不受重用。唐高宗统治期间,社会经济持续发展,人口逐渐增长,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的360万户,增加到永徽三年的380万户。

    高宗统治时期,唐朝扩大了外界沟通,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。他们的第四位哈里发在公元651年派出了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前往唐朝,并向唐王朝献上了贡礼。在军事上唐高宗也颇有功绩,先是平定漠北,后降服高句丽,之后又大破西突厥,经过数十场大大小小的战役,唐朝的版图再次扩大,形成了东起朝鲜半岛,西临咸海,北达包贝加尔湖,南至越南横山的辽阔疆域,并且保持了三十二年之久。《旧唐书?本纪第五?高宗下》赞曰:"藉文鸿业,仅保余位。封岱礼天,其德不类。伏戎于寝,构堂终坠。自蕴祸胎,邦家殄瘁。

    永徽三年, 在高宗的授意下,长孙无忌、李等人对《唐律》重新进行修订和补充,始成《永徽疏议》,也称《唐律疏议》,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、最古老的一部封建王朝法典。《唐律疏议》分为名例、卫禁、职制、户婚、厩库、擅兴、贼盗、斗讼、诈伪、杂律、捕亡、断狱十二篇,总共502条,刑名有笞、杖、徙、流、死五种。它宣扬皇帝的天子地位神圣不可侵犯,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,但其进步性也是不可否认的。《唐律疏议》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、风格和基本特征,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,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相对来说,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,犯罪率较低。史书上记载,在大理寺卿唐临向唐高宗的报告里说: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,其中只有两人是被判处死刑的。如果这个报告说法成立,高宗时期的社会治安情况可谓相当良好。

    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革新科举制度,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度起用官员。随着这项举措的推行,应举和应试的人数迅速增多,其影响也开始在高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。高宗时期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,很多官员都以科举考试这种方式走上了仕途。对此,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中写道:"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,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,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。

    李治统治后期,由于洪水、干旱、虫灾等天灾人祸接踵而来,粮食歉收情况严重,社会状况出现危机。公元680年,粮食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百姓因家无存粮,饿死尤多。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,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,对私铸钱币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。与此同时,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、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。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,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,并取得一定的效果,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。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,后来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。另外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,并在京师成立了常平署,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,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,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。这种方法逐渐推广到每个州,使全国的物价趋向稳定。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物价过高的问题,直到唐高宗去世,全国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

    唐高宗李治虽有一定的治国才能,但由于性格软弱,体弱多病,后期的朝政都由武后把持,甚至导致了武周代唐的严重后果。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一看李治和武媚娘之间的传奇故事。